杨牧之：向第三个高峰前进——记《大中华文库》的出版故事丨辉煌70年

杨牧之丨文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党组书记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总主编

向第三个高峰前进——记《大中华文库》的出版故事

“ 

‘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历史。古代中国丝绸之路精神延续千年。今天我们正是继承并发扬古代中国丝绸之路精神，把我国的发展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结合起来，赋予古代的丝绸之路以新的时代内涵。在实施这项宏伟工程的过程中，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介绍中华民族文化是《大中华文库》义不容辞的责任。

”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大中华文库》25年的出版历程，十分受鼓舞。

2011年12月23日，经中央批准，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暨新闻出版走出去先进单位表彰大会”，与会代表济济一堂，交流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经验。我作为《大中华文库》的总编辑、工委会代表，感到无比振奋。听到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时的讲话，倍受鼓舞。中央领导说：“《大中华文库》是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也是传达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鸿篇巨制，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标志之作。”特别是中央领导讲道：年底之前中央只批准表彰两个项目，一个是天宫一号，另一个就是出版方面的《大中华文库》。《大中华文库》就是出版界的“天宫一号”。我们当然明白这只是一个比喻，“天宫一号”对世界科技发展的贡献，无以伦比。但领导同志的这个比喻，还是让我们倍感兴奋，倍增使命感。

《大中华文库》的缘起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华书局工作时，就曾和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编辑李侃谈过我对编辑《大中华文库》的设想。但那时，正如李侃所说，第一，中华书局没有这么多外语的翻译人才；第二，缺少资金。这项中国文化经典外译工作，一是要把中国的古典文献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二是把白话文再译成外文。一本书上，有古书原文、译成的白话文和对照白话文翻译成的外文，相当于3本书，确非易事。而且，它不可能是一部畅销书，一上市便可销售几十万册，资金就回来了。它是一部长销书，是慢慢给需要的人、懂行的人品尝的经典。如果没有一定的资金储备，谁也不敢贸然立项。

当年，是什么动机让我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呢？

我是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尽管我学得不好，但日熏夜染，脑子里多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我深深感到那些“子曰”“诗云”中有深奥的哲学，有不尽的美。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那些无可企及的文化经典都成为时代文化的坐标。它们说出了我们根本感觉不到的美，或者我们虽然感觉到了却说不出来的美。

从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史上看，中华民族为人类社会曾经作出过独特的贡献。在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遥遥领先的地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说：“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坦言：“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

在此期间，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千里迢迢来中国观光、学习。唐朝时的长安城，渐渐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

中华书局曾经出版过一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其中所选的图书，记载了许多历史上关于外国人看中国的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具体、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当时中国的先进和伟大。

比如希腊人波桑尼阿著的《希腊纪事》，记载公元2世纪时，希腊人在中国的见闻。书中写道：“赛里斯人（即中国人）用小米和青芦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5年，虫肚子胀裂开，便从里面取出丝来。”从这段对中国古代养蚕技术的描述，可见当时欧洲人与中国人的差距。

公元9世纪中叶，阿拉伯人来到中国。一位阿拉伯作家在他所著的《中国印度闻见录》中记载了曾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见闻：

——一天，一个外商去拜见驻守广州的中国官吏。会见时，外商总盯着官吏的胸部，官吏很奇怪，便问：“你好像总盯着我的胸，这是怎么回事？”那位外商回答说：“透过你穿的丝绸衣服，我隐约看到你胸口上长着一个黑痣，这是什么丝绸，我感到十分惊奇。”官吏听后，失声大笑，伸出胳膊，说：“请你数数吧，看我穿了几件衣服。”那商人数过，竟然穿了3件之多，黑痣正是透过这3层丝绸衣服显现出来的。外商惊得目瞪口呆，官吏说：“我穿的丝绸还不算是最好的，总督穿的要更精美。”

——书中关于茶（他们叫干草叶子）的记载，可见阿拉伯国家当时还没有喝茶的习惯。书中记述：“中国国王本人的收入主要靠盐税和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这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

——关于当时中国的京城，书中作了生动的描述：中国的京城很大，人口众多，一条宽阔的长街把全城分为两半，大街右边的东区，住着皇帝、宰相、禁军及皇家的总管、奴婢。在这个区域，沿街开凿了小河，流水潺潺；路旁，葱茏的树木井然有序，一幢幢宅邸鳞次栉比。大街左边的西区，住着庶民和商人。这里有货栈和商店，每当清晨，人们可以看到，皇室的总管、宫廷的仆役，或骑马或步行，到这里来采购。

此后的史籍对西人来华的记载，渐渐多了起来。这些记载都展示出当时中华民族伟大灿烂的篇章。

我们有这么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中有无尽的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勤劳勇敢、创新进取的民族精神，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抓紧把它们介绍到全世界去，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是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出版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于是，我便萌生了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翻译成外文，编辑出版，系统、准确地介绍给全世界的愿望。渐渐地我开始留心中国名著外译的工作。我发现，从16世纪末开始，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东西方航路的开通，随着一批批传教士来华，中国与西方开始了直接的交流。沟通中西的使命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那里有了充分的体现。利玛窦在华20余年，除了传教以外，做了两件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事，一是1594年前后用拉丁文翻译《四书》，并作了注释；二是与明代学者徐光启合作，用中文翻译了《几何原本》。贡献是了不起的，但受时代的制约，质量就很难说了。我还发现，早在几十年前，西方有的学者翻译《红楼梦》，将书名译成《一个红楼上的梦》，将林黛玉译为“黑色的玉”。这种翻译望文生义，成为笑话。还有西方学者翻译《金瓶梅》，专门摘选其中自然主义描述最为突出的篇章加以译介。一时间，西方学者好像发现了奇迹，掀起了《金瓶梅》热，说中国是“性开放的源头”，公开地在报刊上鼓吹中国要“继续发扬开放之传统”，这就是不怀好意了。当然，还有许多资深、友善的国外汉学家译介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在把中华民族文化介绍给全世界的工作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或囿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对内容的理解有误，或缘于对中国语言文字认识的局限，质量上乘的并不多。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有最完备的国史。但他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还处在哲学史前状态。这么了不起的哲学家竟然做出这样大失水准的评论，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正如任何哲学家都要受时间、地点、条件的制约一样，我想，黑格尔也只能从上述水平的汉学家翻译过去的文字去分析、理解，所以，黑格尔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水平是什么状态，也就不难想象了。

我后来有幸担任图书出版的管理工作，这个工作让我了解到，国外的典籍，不但历史上那些优秀的著作大都引进到中国来了，就连新近出版的有代表性图书我们也几乎全部引进来了。当然，这是我们“洋为中用”、好学精神的体现，但对我们自己的优秀的文化遗产为什么不能抓紧介绍出去呢？这就是我和大家一起组织编撰中外文对照版《大中华文库》，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缘起。

第一批成果

机会的到来，正是我从中华书局调转到新闻出版署图书司任司长的时候。当时我有条件十分具体地了解到各个出版社的选题计划。我也有可能组织有条件的出版社共同干这件大事。我便邀请现代出版社的志同道合者一起研究计划。之所以找现代出版社的编辑，主要是该社的主管部门是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这个公司有图书出口权。《大中华文库》出版后主要是销往国外，主要是给外国读者阅读。我想，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下属的现代出版社不就很方便吗？而且这家外贸公司属于新闻出版署直接管理。

为了稳妥，我们请来季羡林、任继愈、杨宪益、叶水夫、林戊荪等老专家征求意见。杨宪益十分感慨地说：“这是我们年轻时要干的事，那时我们年轻气盛，想干大事，但没有条件，你们今天有条件了，一定要干好！”杨先生干了一辈子翻译中国典籍的工作，那时80多岁了，他的愿望我们这一代人还不应该接过来，努力去实现吗？

季羡林说：“组织出版《文库》意义重大，这套书对整个人类和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当时问季老，您这样评价，是不是太高了？他说：这套书是什么？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把它们翻译介绍出去，不就是为全世界的文化发展作了贡献吗？我这样说丝毫不过分。季老是世界级的文化权威，他的话我们必须深刻领会，认真去落实。

我们怀着这样的一种情感，一腔热忱，开始了工作。

我们几位志同道合者仔细研究，完善构想，又请来出版过此类中译外著作和古籍今译图书的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现代出版社等，积极谋划。大家热情很高，组成团队。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外文社总编辑徐明强，时任图书司司长阎晓宏，现代出版社总编辑马欣来，湖南新闻出版局局长陈满之、副局长张光华，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熊治祁和后来的尹飞舟等都成为团队的核心，大家互相鼓励，通力合作。

团队中各出版社，不分彼此，各出高招。设计封面时，张光华组织湖南的美编拿出20几个方案，一个一个比较。徐明强亲自到印厂调整版式。马欣来为了最科学的物美价廉，计算出多个成本方案。到目前，参加并承担《文库》工作的出版社已达到30余家。

新闻出版署党组大力支持。1994年7月，新闻出版署批准了以现代出版社名义申报的“关于《大中华文库》的立项报告”。《大中华文库》正式立项，随后列入国家“八五”出版规划。

在《大中华文库》的封面设计上，我们突出了三个标志性的图案，可以看出我们编辑这套大书的志向。

一是中国传统建筑大门上的“门环”，以此作为本书的标志。门环图案是复制的故宫大门上的“门环”，象征着去叩开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

二是封面上汹涌澎湃的黄河壶口瀑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源远流长，奔腾向前，最具中国特色。

三是书脊下方的长城垛口图案。当整套书摆在一起的时候，书脊上的长城垛口连接起来，便构成连绵不断的长城，象征中国文化如万里长城般巍峨挺立，悠久绵长。

为了不辜负这三个标志，我们制定了编辑《文库》“三个精”的原则，以求达到国家出版水平的高标准。大家从这三个方面保证质量：一是精选书目；二是精细翻译；三是精心印制。

一是“精选书目”是根本。中国古代典籍有20多万种，从中选出能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搞好这套《文库》的根本。工委会3次座谈、两次发调查表，征求北大、清华等全国著名高校和中科院、社科院、军科院以及国家图书馆专家的意见，反复论证，最终确定了110种典籍。这110种典籍，上自先秦，下至近代，内容涵盖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以及科技等各个方面。既有已广为国外所了解的《老子》《论语》《孙子兵法》等经典，更多的则是目前没有译本，或没有完整译本，很少为国外所知的经典。我们担心优秀的图书漏掉，《文库》全部选题落实后，再一次征求各学科有代表性的专家意见。专家们一致表示，选题很全面，一流的书基本都入选了。

二是“精细翻译”，质量第一。2001年朱镕基总理、李岚清副总理视察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听我们汇报这套书时，朱镕基总理说：“这套书不错，应该很有读者，很有市场啊。”李岚清副总理说：“关键是要搞好翻译，保证翻译质量。”他们的意见是很中肯的，成为我们编译工作的指导思想。

《文库》把保证翻译质量作为首要任务，组织中外专家进行翻译审校，中文原文也都经过了精心选择、认真校对。一开始是几家做过类似图书的出版社参加，逐渐有近20家出版社加入进来。实施大工程，组织工作是关键。我们设有两个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负责出版社的遴选，签订出版合同，制订出版计划等组织协调工作，从而保证《文库》工作有计划稳步进行。总编辑委员会负责版本选择、译者确定、内容审查。在翻译质量上，出版社进行一、二、三审，总编委会进行四审和五审。四审主要请外文局的一大批外文专家以及学术界的中文专家论证审稿，五审由总编委会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负责，如果不合格就要退回去重新做编辑加工，以确保质量（后文附有审读案例）。此外，《文库》还按照国际惯例，编制了词目索引，撰写“导言”，满足现代读者需要。

三是“精心印制”，要体现中国出版风格和水平。因为此项工作先后有30余家出版社共同参与，而且图书品种、印制数量庞大，不可能一次印制完成，为了保证全书质量、外观的一致性，保证多批印制纸张颜色、质量的一致性，在总编辑委员会下设印制小组，主要工作是统一版式、统一纸张、统一印刷、统一装帧，达到四个统一。《文库》是个大工程，由于坚持了质量第一，坚持了四个统一，保证了工程的整体质量。

2004年8月，《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第一批15种正式出版。

第一回合的胜利，一批带有故宫门环图标、黄河壶口瀑布图像、连绵不断的长城墙垛图案的精致图书摆在我们面前，大大鼓舞了参与工作的全体出版编辑同志。这第一批《文库》图书，先后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最高奖“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

得到国家总理的高度赞扬

2004年8月16日上午，我们把第一批汉英对照的15种图书和汇报的信给总理送去。为了郑重，我们特地请《文库》顾问任继愈署名。当天下午，温家宝总理秘书打电话告诉我们，总理给你们写了回信，请你们派人来取。当时我们真是大出意外，上午刚送去，下午总理就回了信，总理是多么重视我们的工作啊！温总理的信很让我们感动，温总理在信中说：《大中华文库》收到，甚为高兴，谨对您及从事这项浩繁工程的各出版单位和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这部巨著的出版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益实践和具体体现，对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部《文库》翻译和出版质量之高反映了我国出版水平。我国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希望你们以伟大的爱国热忱、宽广的世界眼光和严谨的科学态度，锲而不舍地把这项光辉的事业进行到底，我坚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也期待看到你们新的成果。

温总理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充满激情和赞赏，并且说“这是一项光辉的事业”，要求大家要以伟大的爱国热忱、宽广的世界眼光、严谨的科学态度去做，一定要锲而不舍地把这项光辉的事业进行到底。

接下来，2005年8月，第二批书出版了，我们又把第二批书给温总理送去。隔一天，温总理又回了信。信中说：一年来你们取得的重大进展令人振奋，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全体工作人员致谢。

2006年春节前，温总理委托他的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让我代表他，向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编辑出版人员问好。祝大家节日快乐。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经历过，国家总理打电话给普通的编辑出版人员拜年，诚挚地祝大家节日快乐。

这之前，中办国办“两办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意见》，其中特别提到文化广电新闻出版部门要组织文化出版单位，生产适合海外受众的影视作品和节目，抓好大型对外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的出版翻译工作。看了文件以后我们感到无比光荣，也感到巨大的压力。中办、国办文件点名要求一定要出好一套书，恐怕还不多见。

这些事都让我们认真地思考。我们做这样一件事情，为什么得到总理这样高的评价和重视？并且“两办”还在中央文件中专门作出指示。后来胡锦涛同志去美国赠送给耶鲁大学的书，温家宝去西班牙，李克强去韩国，刘延东去英国，李长春去印尼、澳大利亚、新加坡都带着这套书。李长春到塞尔维亚访问没有带，还给我们打来电话，让我们赶快整理一套给塞尔维亚寄过去。

接着我们又搞多语种版。2009年温总理去西班牙访问。温总理把《大中华文库》赠送给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学院院长送给他一把象征友谊和谐的钥匙。温总理赠送《大中华文库》时，非常具体地阐述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意义。他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概括出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这让我们体会到，他送这套书是为了宣传和介绍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让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从来是热爱和平、勤劳勇敢、与人为善的。

不久，这个赠书仪式消息和温总理讲话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看了报导以后大家十分振奋，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做到位。如果我们能出一套西班牙文版的《大中华文库》，温总理把西班牙文版的《文库》送给西班牙人岂不是更好？这更能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渊博，更能体现泱泱大国、人才济济的伟大。

工委会认真研究之后，我们就动手搞多语种版。联合国通用的6种文字，再加上德、日、韩共9种文字，与中文对照出版。经过一年的努力，《老子》《论语》《孙子兵法》这3部中外对照、9种文字、一共24册出版了（汉英一本，汉西、汉法、汉俄、汉阿、汉德、汉日、汉韩）。总理很快作了批示，他说：感谢同志们为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而付出的艰巨努力，祝同志们成功！他批示的内涵是什么呢？总理认为这项工作是“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工作，意义重大；这项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大家付出了“艰巨”的努力。这个批示充分体现了总理对这项工程的理解和关心。

特别要说的是，2014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斯里兰卡，向斯里兰卡总统赠送了《大中华文库》。陪同赠书的还有当时的总署领导。我们得知这些情况，更增加了出好这套《文库》的使命感。

这时，我们对中央领导为什么这样重视和鼓励更加明确了，更加体会到中央领导重视《大中华文库》工作的深层次意义。特别是当我们学习了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后，认识就更加深刻了。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一章的第一句话就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个论断，力压千钧。一个是血脉，一个是家园，这两者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都是不可或缺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文化的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些论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性的认识，体现出来的那种横亘古今的精神，让我们感受到中央对文化建设前所未有的气魄，让我们体会到文化对铸造民族和民族精神的决定性意义。随后，党中央在报告中具体讲怎么做，要全面快速地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要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要造就一批名家大师”。体制、机制、人和项目都讲到了。所以，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向全世界宣传、介绍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关系国家软实力的强大，关系民族的复兴。对于出版业来说，要深化出版改革，在产业的业态和体制上努力创新。对于一个出版工作者来说，就是通过一本一本图书、一项一项文化工程体现的。诸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一版、二版和三版的实施，“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程的开展，《辞海》工程的不断修订，日臻完善，《中国美术全集》《甲骨文合集》《中国通史》《工程控制论》《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等，都体现了这种精神。

一个团结有效率的集体

我们的工作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干出来的，它是一个团队、一批出版社共同奋斗的产物。我们的工作团队十分强大，先后加入《文库》具体领导工作的同志都是令人敬佩的、有出版经验、有事业心的人。他们中：

有外语专家又懂出版的黄友义、徐明强、陈万雄；

有招之即来、来之能干的图书司和出版社领导阎晓宏、张光华、熊治祁、尹飞舟、李岩、徐俊、徐步；

有编辑、审读、装帧设计专家马欣来、梁良兴、胡开敏、廖铁；

有事无巨细、操心敬业的黄松、张若楷；

有财务管理严格细密的中华书局和外文社的刘宏、顾铭；

有热情关注，时时提醒我们的顾问杨宪益、任继愈、季羡林、袁行霈、金开诚；

有出版方面的领导许嘉璐、刘杲、石宗源、柳斌杰；

后来，又有财务上给我们特别理解和巨大支持的财政部有关领导金立群、王家新。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品格，不为名、不图利，全心全意为译介推广中华民族文化尽心竭力。

刚开办初期，那时总署还没有设立国家出版基金，《文库》没有任何工作资金和会议经费，全靠参加工作的所在出版社支持。有一个文化商人，听说了这项重大工程，认为有利可图，便打算出巨资收买项目。并说，你们工作人员我也发放津贴，你们不必局限目前社会上的标准，算一笔账，用最高标准，我全数支付，并许以4000万元作为首批出版资金。

那是1994年，25年前，4000万是一笔大钱。工委会的同志们不为4000万元所动，一致表示不能与这样的书商合作。因为他是为个人牟利，把我们出版社编辑作为打工者雇用。“道不同，不相为谋”。目前的经济困难是暂时的，我们自己可以克服。大家的这种高风亮节，在没有任何经费补贴的情况下，不被高薪诱惑，是《文库》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工委会“开工”的第一次工作会议，研究时间计划、选题原则、第一批选题目录以及印制等重大问题。会议开到晚上六七点钟，我说，这是第一次会议，我请大家吃顿饭，庆贺庆贺。吃饭地点就在原东四南大街85号新闻出版署旧址斜对面一个小饭馆。六七个人花了200多元钱。结账时，还是马欣来个人抢着付的款。

双语对照，尤其是将中文译成外文是一项难度较大的翻译工作。为了保证《文库》质量，我们聘请了一批优秀的外语专家，建立起一个“专家库”。各个语种的专家尽量配齐，每个语种至少2位。

《文库》稿件由出版社三审，然后送交工委会进行四审、五审。四审都是由我们专家库中的外语专家负责。他们说，我们要为《大中华文库》负责，不能影响《文库》的声誉，我们也要为自己的名誉负责，经我们看过的外文稿，一定要有好的质量。这是很高尚的职业品格。我举两个例子，看看他们在为《文库》质量把关上起的重大作用。

如对汉西版《荀子》的专家审读意见：

《荀子》的西班牙文版的翻译工作是由古巴资深翻译家和作家合作完成的，并经国内资深汉译西专家审校。

该译文的特点是，文字平实无华，语言通顺流畅，正是因为这一特点，我们国内出版的一些外文读物的通病，即中式外文，被彻底避免了。其用词造句贴近西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不会给读者带来阅读障碍。从翻译的角度上讲，该译文没有按照原文死译，逐字逐句译，而采用了灵活变化的翻译技巧。在保证中文原义的前提下，使用了一些变通翻译，使行文更加通畅，更符合其受众的阅读习惯。鉴于此，我认为《荀子》西文版的译文已经达到了国内的外文出版水平，可以出版了。

再如对汉俄版《西游记》的专家审读意见：

整体评价：该译本译文流畅，意译较为准确，基本能够表达出《西游记》中丰富的人物、场景及对话的原意。译文表现出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领悟。

同时，译文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总结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语法问题：例如在第33页第3行等处，语法关系不通，可能是大意马虎所致。

二、编辑加工问题包括移行问题（例如在第3页，第23页第6-7行；45页），字母大小写问题（如在第63页）等。破折号有高有低（例如67，159页），破折号在段首时离字母较远。个别地方排版松（例如第1049页），使人感觉排版不规范，不符合严格的出版要求。

三、用词的时代性问题。该译本出现了一些词汇的旧式用法，人名翻译也存在类似问题，如孙悟空、猪八戒等的人名中用短横隔开，现代语法已不用；个别标点使用不当，如1581页“六个小妖，云里雾，雾里云”等，不应用破折号、应用引号等，概因译本翻译时间较早，应改用现代表达方式。

建议对该译本再一次编辑加工，解决文中存在的以上问题，再考虑发排出版。

这样的专家审读意见，每部书都有，对译者、对出版社是很大的帮助，这是保证《文库》质量的一个有效措施。

我们与印刷厂有密切友好的合作。我们认识到，要想把书做好，与印刷厂的合作是绝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选择印厂时，我们派人广泛调研，选出印刷质量好、性价比合理的工厂。

我们不是把印刷厂只当作听从出版社安排的被动合作方，而是把印厂当作整个《文库》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家明白印装不好同样不能成为一部优质图书。我们在召开《文库》出版工作会议时，也请他们来参加，请他们谈在印刷时发现的属于编辑的问题，以及对出版方的建议和希望。同时他们也听到编辑的发言，了解出版社的想法，促进他们改进工艺，提高质量。20多年来，几百卷书，几亿字，《文库》始终在深圳佳信达印务有限公司（现为碧兰星印务公司）印制。质量平稳、可信。公司负责业务的叶卓强成为《文库》的朋友。他们也以印刷这套书为荣，把《文库》图片放在工厂的宣传册中。

这样一个团结有效率的工作委员会，很得参加《文库》项目的出版社信任，30余家出版社同心同德，这是工作顺利进行的保证。

向第三个高峰前进

《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110种，已经全部出齐。为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和受众覆盖面，2007年启动的汉语与联合国另4种官方语言（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以及其他3种重要语言（德语、日语、韩语），共7种语言的双语对照版25种典籍175个品种也已全部出齐。

目前，为配合中央关于“一带一路”建设，又策划“一带一路”沿途语种的双语翻译工作。第一批涉及29种语言（如缅甸语、柬埔寨语、泰语、乌尔都语、波斯语、保加利亚语、乌克兰语等），84种典籍，得到中央领导及有关部委和国家出版基金办的鼓励和支持，2019年已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历史。古代中国丝绸之路精神延续千年。今天我们正是继承并发扬古代中国丝绸之路精神，把我国的发展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结合起来，赋予古代的丝绸之路以新的时代内涵。在实施这项宏伟工程的过程中，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介绍中华民族文化是《大中华文库》义不容辞的责任。

大家说，如果汉英对照版是《大中华文库》的第一个“高峰”，多语种双语翻译是《大中华文库》的第二个“高峰”，那么“,一带一路”上的语种双语翻译就是《大中华文库》的第三个“高峰”。目前，已组织了30多家出版社，共同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这些出版社设计方案，打磨译文，严格执行《大中华文库》编辑规程，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质量不断提高，决心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贡献。

《大中华文库》的出版还得到了外国驻华使节的重视和关注。近年来，埃及大使、爱尔兰大使、日本公使、伊拉克大使、卡塔尔大使、冰岛大使、法国和德国的文化参赞陆续与《大中华文库》工委会会晤，商谈双方传统文化的交流推广和合作出版事宜。

任重而道远。《大中华文库》工委会在不断地总结经验，邀请中外汉学家、知名学者，对已出版的各种文本进行再修订，努力将《大中华文库》打造成21世纪20年代最好的双语对照版本。工委会的同志们牢记使命，不辜负学术前辈嘱托，不辜负中央领导期望，决心把这一“光辉事业”进行到底。IP

全彩128版！《国际出版周报》隆重推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特刊，中宣部和中国出版集团等主管单位领导，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等行业协会领导，出版发行单位领导以及文化领域著名专家学者专门为特刊撰稿，全面系统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出版、发行和图书馆等文化领域的发展变化与辉煌成就，以新的视角探讨新时代文化发展繁荣新机遇、新思路、新举措。

你“在看”我吗？

留言区等待有态度的你👇